李白与杜甫，严格说，是不甚搭界的。

宋人李纲《杜工部集序》称：“自开元天宝全盛之时，迄至德大历，干戈丧乱之际，凡千四百四十馀篇，其忠义气节，羁旅艰难，悲愤无聊，一发于诗。

”杜甫是一位心系社稷，悲悯苍生，于颠沛流离中，始终忧国忧民的诗人；而李白，以杜甫那首《饮中八仙歌》，其中四句极写李白的恣纵狂放，肆无忌惮的浪漫精神来看，“李白一斗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。

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，则是一位充满自信，解放个性，于率真生活中追求淋漓痛快的诗人。

因此，无论为文，为诗，为歌，更重要是为人，李白和杜甫，可以算作两条道上的火车，很难走到一起。

然而，公元744年至745年，这两位诗人的运行轨道，有过短暂的交接。

天宝三载（744），李白与杜甫初次相遇，相识，相交往，时在东都洛阳。

前两年，李白应朝廷征召入京，初到长安，即与贺知章相见，颇受推重，以贺的名望，复荐之于帝，身价倍增。

玄宗“降辇步迎，如见绮皓”，授为待诏翰林，拟以擢用。

这位文学明星，顿成政治明星，一时间，“王公大人恤颜色，金印紫绶来相趋”，我们这位大诗人，“中宵出饮三百杯，明朝还揖二千石”，忙碌得不亦乐乎，开心得也不亦乐乎。

我替来到京城闯荡的杜甫想，少不了类似今天那些文学青年、新秀作家来到北京，不能不向那些文学名流、评论大腕、出版巨头、编辑高手致以崇高敬意一样，自然要想办法拜李白这个码头。

一心要匡扶王室、立志疆域的李白，不想仅仅当一个哄皇帝开心的御用文人，正跟唐玄宗李隆基闹情绪，皇帝只要他作诗，不要他干政，诗人激动之馀，打了辞职报告，要求返回山林。

那时的杜甫，说来也颇狼狈，科举未成，为宦不得，像在北京厮混的北漂一族，在长安、洛阳，以他的诗名，以他的才情，以他河南人那种质朴，或干谒权贵，或谋事衙门，或打杂蹭饭，或贩药求生。

因此，类似科学院院士或社科院学部委员的李白，放下身段，能和杜甫来往，某种程度上说，是抬举他。

杜甫很当回事，自然可以理解，李白不那么当回事，似乎也可以理解。

尽管李白不怎么把这个小他十岁的年轻诗人太放在心上，但是，《新唐书？杜甫传》称，“甫少与李白齐名，时号李杜”。

这种状况，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，影响到这位待诏翰林的情绪。

一般来说，文学强者对相对弱于他的对手，比较能够胸怀宽阔，而对势均力敌，存在着绝对年龄优势的对手，通常保持着一种警惧心态，也许在表面上不一定看得出来，但在心灵深处，这种戒备态势，是会存在的。

对于李白与杜甫的关系，古人也好，今人也好，持两人“相知甚深”看法的论者颇多。

这些皮相之言，似有未可尽信之处。

因为，文人与文人相处，不会比狼与狼相处更融洽，我指的是心灵深处的，那些最隐藏的特别较劲的方面。

天宝四载（745），李白的报告，李隆基批了，应该说，唐玄宗还是很欣赏李白，也未必不想予以重用，可他左右不了身边的宠幸、枕边的美人，只好“遣金放还”，让诗人体面地离开长安，一路向东走去。

正好，杜甫探亲，也来到齐鲁，事有凑巧，两位诗人再次相遇于山东兖州。

也许一个遭遇挫折的人，容易现实一点，也许一个饱受不幸的人，也就在意他人的同情。

天性张扬的李白，被一脚踢出长安，再多的遣散费，也安抚不了那极其自尊而受到极其屈辱的心。

失落之馀，杜甫的殷勤，“李侯金闺彦，脱身事幽讨。

亦有梁宋游，方期拾瑶草”，便是他在这座古城里难得的温馨了，遂与杜甫有了更多的交流。

时年三十四岁的杜甫，对于长他十岁的李白，仰慕之心，不一而足。

他们同行同止，同唱同和，同饮同酌，同醉同酣，似乎给杜甫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。

当时，还有另一位诗人高适，也和他们在一起。

后来，杜甫总是在诗中提到这次齐鲁之行的愉快经历，“昔者与高李，晚登单父台”，“忆与高李辈，论交入酒垆”，“醉舞梁园夜，行歌泗水春”，不胜留恋。

总之，只不过短短的三年间的两次交往，敬佩其才华，膺服其诗情，钦慕其潇洒，悲悯其遭遇的杜甫，涉及到李白的诗篇有： 《赠李白》（“秋来相顾尚飘蓬”） 《赠李白》（“二年客东都”） 《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》 《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》 《饮中八仙歌》 《冬日有怀李白》 《春日忆李白》 《梦李白二首》 《天末怀李白》 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 《不见》 《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》 《昔游》 《遣怀》 计十四首诗。

尽管，作品数量的多寡，并不能决定两人情谊的深浅，但是—— 他对李白诗作的赞美：“李侯有佳句，往往似阴铿。

”“白也诗无敌，飘然思不群”，“敏捷诗千首，飘零酒一杯。

”。